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710000/newsid_6711400/6711481.stm
回歸十年後香港的媒介面貌
香港回歸10周年專題
香港城市大學英文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李立峯
香港的新聞自由會否隨著主權回歸中國而減退一直是個備受關注的問題。
事實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過渡期間中英雙方的權力互相制衡，令香港媒介享受到史無前例的自由。但隨著九七臨近，不少論者在回歸前已指出香港媒介中出現了頗為嚴重的自我審查的狀況。大部份輿論對九七後新聞自由的前景並不樂觀。
新聞自由逐步減退
中國政府沒有將大陸的新聞審查制度強加于香港，這可算是一國兩制的一種體現。
十年之後，到底實際的發展怎麼樣？簡單地說，香港的新聞自由正逐步減退，但減退的速度沒有想像中那麼快，程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可能是大部份論者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概括。
一方面，中央政府沒有將大陸的新聞審查制度強加於香港，這可算是“一國兩制”的一種體現。但對香港市民和新聞界來說，僅僅說香港的新聞自由多於中國大陸絕不能令人對現狀感到滿意。
相反，媒介自我審查的情況仍然令人擔憂，甚至有跡象顯示自我審查有惡化的趨勢。筆者與兩位香港中文大學學者在2006年中進行了一項新聞工作者調查，結果顯示接近三成的被訪者認為自我審查“存在而且非常嚴重”，這個數字比2001年同類調查所得要高出一倍。另外有接近一半被訪者認為自我審查“存在但並不算很嚴重”，只有3%的被訪者認為香港媒介沒有自我審查的現象。
不過，在新聞工作者的觀感之外，要確切證明某傳媒機構在某事件中有進行自我審查其實並不容易。以2003年7月1日50萬名市民上街遊行，反對國家安全法倉卒立法及特區政府連串施政失誤為例，當日香港各大傳媒均以該遊行作為頭條新聞，唯獨亞洲電視卻以回歸慶典作為頭條。亞洲電視新聞部固然否定其新聞處理是自我審查的結果，而到底亞洲電視真的有自我審查，抑或是其新聞判斷真的和其他香港傳媒不一樣，旁觀者亦只能說句“見仁見智”。
不批評領導人、少政治化、軟性民族主義
但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在回歸十年之內，香港媒體的新聞內容的確是越來越向現在的權力中心傾斜。其中有幾個現象是比較明顯的。
第一，新聞媒體的言論不會逾越一些言論底線。例如香港媒體在絕大部分情況下都不會對國家領導人有直接的批評。2000年江澤民在北京批評香港記者後,受到香港傳媒“反擊”差不多是唯一的例外。
筆者曾對2004年政制爭拗中兩份香港報章的社評進行研究，發現就算是在政治上持批判態度見稱的《蘋果日報》，在社評中都從沒指名道姓批評國家領導人。事實上，該報的社評會盡量避免直接批評中央政府，而將批評焦點放在一些中層官員身上。由此可見，就算是最“激進”的媒體也知道基本的言論界線在哪裡。
太空人楊利偉到港
第二，一些報章的新聞有非政治化的傾向，就是說給予政治議題較少篇幅。如果該議題的敏感程度高，篇幅就更少。例如每年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均有數萬人參與，某些報章可能在集會當日對集會隻字不提，而在翌日則以一篇極簡短的文章報道有關集會的基本事實，對集會背後的議題本身完全沒有討論。
第三，香港傳媒在近年出現一種“軟性民族主義”的現象，就是說媒介在一些軟性新聞中往往有意或無意地扮演了推動民族主義的角色。例子如傳媒對零八年北京奧運申辦成功、神州六號成功升空及其後兩位太空人訪港的報道等等。和言論底線一樣，軟性民族主義在香港傳媒中是個普遍現象，就算是在“硬性”議題上可能持批判態度的傳媒機構都參與其中。
傳媒老板向中央靠攏
從香港新聞界的結構而言，做成這些內容轉變和媒介現象的原因跟媒體擁有權的轉變有一定的關係。回歸之後，不少新聞機構的老板獲得中央政府的政治委任，成為政協委員，而就算是沒有政治委任的傳媒擁有者，也很可能在中國國內有各種各樣的生意利益。
從新聞機構內部運作而言，新聞內容的轉變可以是自覺的自我審查，可以是在長時間中內化了的、非自覺性的行為，也可以源於新聞室內的互動。筆者早前在研究中訪問到一位電視台時事節目製作人，他的經驗很有參考價值。他承認自己的節目在近年是少了處理一些政治上敏感的話題，原因是製作這些節目經常會導致自己跟上級衝突。
香港記者協會發布調查結果（中央社圖片）
他強調上級並不會強行制止他們去製作有關敏感議題的節目，而且上級在跟他們辯論時也須以新聞專業原則為依據。所以如果真的辯論起來，上級反而多半會成為輸家。在一段時間之後，上級開始盡量避免跟下屬辯論，而下屬也缺乏動力去推動有關敏感議題的討論。
在這情況之中，上級的行為也許有自我審查的成分，但他們沒有向下屬施加正式的權力，而下屬亦不能算是因政治壓力而妥協。他們只是想避免不愉快的衝突和希望更簡單方便地完成工作而已。
機構內部互相牽制
這“故事”不一定適用於所有新聞機構。但它展示，所謂自我審查不一定是一個新聞工作者因壓力而放棄自己的獨立判斷，它更可能是新聞機構內部上級和下級之間微妙的互動的結果。
此外，我們也不能忽略香港的整體社會文化也在不斷的轉變當中。回歸十年之間，香港和大陸社會交往越益頻繁。民意調查顯示香港人的國家身份認同及對中央政府的信任與日俱增。在這大環境下，媒介亦要作出適當的回應。媒介中有關中國的論述沒有回歸前負面也許可以理解，甚至是正常的發展。
不過，對政府有基本信任不等於不在各大小政策問題上監督政府，認同國家不等於不能持批判的態度，更不等於要逃避敏感議題。文化整合不能將新聞自由倒退合理化。
今天香港傳媒仍然擁有相對的自由，但和十年前一樣，如何令言論空間不再受到蠶食，是香港傳媒要面對的重大挑戰。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260000/newsid_6260700/6260774.stm
香港報紙還未"一片紅"
學者點評
香港資深媒體工作者 丁望
新聞和言論自由是香港民間社會的一大支撐力
香港的民間社會有扎實的基礎，新聞和言論自由是民間社會的一大支撐力。十年前香港的主權和治權轉移時，不少港人對自由權利有懸念：新聞和言論自由是否會消失？十年的事實是：香港原有的自由制度仍能維持，沒有人能剝奪新聞和言論的自由﹔傳媒並未"一片紅"，香港沒有淪為只有一種聲音的"歌德港"──只有歌功頌德之調的港口。但是，新聞行業的"自我審查"和"疏離歷史事件"的傾向，是許多人關心的隱憂。
染紅新趨勢
十年間，新聞自由雖能維持，媒體卻有"染紅"的趨勢。現在香港的中文報紙，有十二份收費日報，每周出版七天或六天。其中，三份是歷史較長的傳統左報，另有一份靠近傳統左派的報紙，以色彩意像來粗分，前三種是深紅色，後一份是淺紅色。
在九七之前，其餘幾份報紙都非"紅報"。九七之後，有五份報紙"靠紅"，被港人視為淺紅色的報紙。非紅色報紙只剩下三份：《蘋果日報》、《明報》和《信報》。
三份非紅報
《蘋果日報》為大眾化、銷路廣的報紙，是民主黨和泛民主派的強力支持者﹔民主黨黨旗以綠色為主色，蘋果日報或可稱為深綠色報。明報的家庭、學校讀者多，與傳統左派和泛民主派都有不錯的關係。
《信報》是以商界和知識界讀者為主的財經類報紙，也以政治、經濟和文化評論為特色。相對而言，它的新聞報導和政經文化評論的獨立性和理性較強。報紙的主持人和歷屆總編輯，有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他們和主要的評論作者，對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獨立思考理念和知識價值的認同、對中國大陸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比較強烈。信報無疑是紅、綠之外的另一類，或可稱為藍色報﹔它在激情的"愛國"口號與街頭抗爭中，保持理性，追求晴朗、自由飛翔的蔚藍天空。
對於香港或中國大陸的重大社會事件，如香港的二十三條立法、○三年七一遊行和中國大陸的六四事件、黑窯奴工事件和弱勢群體的和平抗爭，這三份報紙都扮演社會批判者角色。相對而言，《蘋果日報》取態比較激烈，充滿小市民的激情﹔《信報》則在理性中著墨，評論多半保留讀書人的冷靜。在今後相當長時間內，它們諒仍會扮演這種角色，這是香港避免陷於"一種聲音"的動力源。
有自我審查
在中文報紙的"染紅"趨勢之下，一些報紙從業者有"自我審查"傾向，以建立與北京良好關係，並不足奇。中文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陳韜文日前對媒體說，十年來"自我審查嚴重了"。
"自我審查"和"染紅"的傾向，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北京施加壓力，而是報紙老板心存向中國大陸發行的幻想，以為"染紅"和"迎合"，就可能取得內銷的市場﹔此外，在一些報紙老板心目中，為了取得或保留北京統戰機構的虛銜，為了獲得香港中資企業和大陸國企的廣告，"染紅"或"自我審查"是一種機會成本。傳媒的隱憂，還在於有些政客反覆強調"向前看"。這種疏離歷史事件的傾向，是要人們忘記歷史事件如五十年前的反右和後來的大躍進、大飢荒、文革和六四事件，只看"祖國強大經濟繁榮"。這是要傳媒一味唱"歌德"之調，迎合"唱主旋律"的輿論導向，迴避社會黑暗面和弱勢群體的呼聲，放棄社會批判者的角色。隨著北京對香港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增強，這類政治游說或會逐漸有些"滲透力"。
2007年06月22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9:30北京時間 03:30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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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歸屬：香港的國民教育
香港回歸10周年專題
BBC中文網記者 李慧敏
學生在國民教育中心學習有關中國內地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知識。
蔡曉玲承認，香港回歸後，她在課堂上，開口叫中國一聲“祖國”時，心裡難免覺得“有些肉麻”。
不過現在，回歸已有10年，對這位有10多年教學經驗的沙田官立中學普通話科主任來說，“祖國”已經是一個自然的稱呼。
在97年回歸後，愛國教育在香港教育系統裡經歷了大轉變。
香港教育統籌局德育及公民教育總課程發展主任張永雄說，1997年以前學校的公民教育所灌輸的價值觀，主要強調的是普世價值觀，要培養學生作為“世界公民”，而1997年以後的主要目標，則是要建立學生的國民歸屬感。
他在香港回歸後到學校訪問，發現大部分學生在認知方面相當不足，尤其對國情不瞭解，在學習態度上也是被動的，於是覺得有必要加強國民教育，改變他所稱的“接觸少、瞭解不多﹔地理近，心理遠”的現象。
因此，在課程設置方面，學校開始透過不同的科目來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例如通過普通話課程、通識課等科目，教導愛國思想，灌輸“作為中國人的想法”。
國民教育中心
除了當局在學校課程內加入國民教育內容，一些民間團體也配合學校課程的發展，在校外舉辦各類活動，進一步向學生灌輸愛國意識。在2006年正式開幕的國民教育中心就是一個例子。
該中心總監呂如意博士說，中心經常為學校籌辦一日營的活動，內容除了向學生介紹內地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之外，也教導學生有關中國歷史、文化，包括中醫、飲食、傳統遊戲等多方面的知識，促進學生對中國的多元化瞭解，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自豪感。
呂博士表示，自設立以來，中心的活動一直獲得學校和家長的支持，最大原因就是人們已經意識到，自己將來的發展與內地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她說：“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家長對中心的活動表示反對…香港的發展融入內地的大家庭裡，家長也希望子女對國情有一定的認識，而這是基於一個需要，例如香港在97年受到金融風暴的衝擊，得到內地的支持、內地在後來也開放‘自由行’並在最近推出的QDII等舉措，說明香港的未來發展融入於內地，因此對內地有多些瞭解會比較好。”
接受過程
劉得森向學生講解香港回歸的情況
由於目前香港的師資都是在港英政府時期受教育的一代，他們所經歷的成長情況與新一代年輕人不同，因此加強教師對國家情況的認識，也是重要的環節。教統局的張永雄指出，推行國民教育的另一個挑戰就是教師的培訓。
因此回歸以後，教統局經常舉辦各項短期教師培訓活動，並且已計劃在明年設立國民教育培訓中心，專門負責教師的國民教育培訓工作，有系統培訓並加強老師對國情文化的瞭解。
張永雄強調：“如果教師本身對國家、國情沒有感受，又如何能觸動學生？”
對沙田官立中學普通話科主任蔡曉玲來說，回歸後的教學過程的變化，首先是反映在“用詞”上的轉變，例如在稱呼內地的時候，要改稱“祖國”。
她說，回歸以後，普通話科不但成了必修課目，內容也涵蓋在國民教育的一部分，而老師也教導學生使用普通話來唱國歌，在每個新學期中與學生重溫國歌內容、歌詞發音等。
她承認：“剛開始的時候是覺得有些肉麻，因為過去都不是那麼說的，不過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畢竟中國是我們的祖國。”
有20年教學經驗的聖公會基福學校語文老師劉得森則表示，自己對課程內容的轉換並沒有太大的感受。
他指出，回歸以後，香港與內地的接觸頻密，而媒體在這一方面的報道也很多，因此大家都會慢慢接受回歸後的改變。
對於香港學生來說，對國家的認同以及對國情的瞭解並非與生俱來，而也同樣是一個接受過程。
劉老師的學生林銳祺（12歲）在參觀國民教育中心後，認為中心活動“很有意義”。出生於1995年的她用流利的普通話說：“昨天在參觀以前，我還覺得自己是香港人，今天我覺得我是中國人，對中國的成就感到驕傲。”
“政治目的”
不過，香港社會並非所有人都完全認同所推行的國民教育。
香港教育學院數社科技學習專任導師黃偉國曾在《香港經濟日報》的《灌輸國情教育，兩制變一制》一文中指出，官方積極推動國民教育的動機是政治性的，是希望通過國民教育“培養一批認同和肯定內地政治價值觀的新一代”。
他在文章中指出，官方相信“只有同化下一代”，香港才能成功建立“沒有反對力量，沒有反華勢力更沒有噪音”的“和諧穩定”的社會。他認為，這麼做的結果將使香港由“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
署名桂鬆的作者則在香港《文匯報》以《國情教育豈能歪曲》一文回應他，認為“反對國情教育旨在疏離國家”，使香港人成為“無根的一代”。
雖然香港社會並沒有大規模反對推行國民教育的聲浪，但是我們或許可以從一些調查瞭解一些情況。
香港浸會大學今年進行了一項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調查顯示，在1997年有25%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24%認為自己是香港的中國人、44%則覺得自己是香港人，而另4%視自己為英國人。
10年後的同樣調查發現，有更多受訪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和香港的中國人，比例分別為29%和27%，而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則下降至37%，認為自己是英國人的僅為1%。
項目主任戴果爾博士分析說，一些受訪者選擇“香港的中國人”，說明他們認同自己為中國人的身份，卻又希望與其他中國內地城市的市民區分開來，保留自身的獨特性。
戴果爾博士認為，隨著國民教育的加強，再加上香港和內地的互動增加，香港人應該會日趨認同自己為“中國人”。
香港學生通過國民教育了解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歷史和文化等方面的發展
認同中的疏離
另一方面，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在今年6月也公布了《香港青少年社會身份認同研究》調查結果。
這項分別在1996年和2006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回歸十年以來，出現了香港青少年認同雙重身份（中國人，其次是香港人），而香港青少年認同單一的社會身份（香港人或中國人）的比例則減少了。
調查中受訪學生約22.3%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其次是香港人，比1996年增加約6.5%，而認為自己“首先”是香港人，其次是中國人的比例，則從1996年的40%微降到39.6%。選擇“香港人”身分則從96年的33.9%下降至28.7%。
此外，調查也發現，與10年前比較，香港青少年明顯調低了在公眾場合批評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或社會的意願，不過也少了希望與內地人建立良好關係的意願。
負責調查的副教授林瑞芳認為這是一種疏離的現象，香港年輕人“一方面不批評你，但另一方面也不願與你打太多的交道，就像井水不犯河水”。
她說：“雖然對中國的認同多了，但如果把‘首先是香港人，其次是中國人'以及‘香港人'比例加起來，按絕對數字來看，其實是多過一半以上，所以香港人的身分還是比較重的。”
她表示，認同和接受的過程是一個討論的過程，大家經由討論而達到一個共識，而不是“誰說了就算的，一定要有民主的成分在裡面。”
對於國民教育，林瑞芳說：“執行者應當進一步讓學生探討的是愛國的內涵，效忠的是什麼，是國歌、 國旗還是文化、人民、領導人或者政權？這是學生們必須要思考並且參與建構的過程，否則就流於表面化，也有可能造成疏離的現象發生。”
香港回歸之後，普通話也成了國民教育的一部分。請看：
香港人漸興學習普通話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230000/newsid_6230000/6230002.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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